摘 要: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我国实现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系统性跃迁的必然选择。然而实践表明,由于高等教育场景的复杂性和数字技术的不确定性,导致数字技术融入高等教育变革时,存在技术基础视域下智能服务一体化效能低、价值创造视域下“人机融合”力度不足、制度体系视域下文化机制不健全等诸多问题。围绕不同视域出现的转型问题,应在遵循高等教育规律和人才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回溯分析转型的价值意蕴,强化以技术为物质实现基础、以行动为价值创造过程、以制度为文化体系的复合式推进逻辑。进而根据该逻辑框架,针对性地提出深入推进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进路:注重技术赋能,全方位优化升级智能化基础设施;强化场景驱动,全过程推动数字技术与高等教育各要素深度融合;优化制度规范,全维度构建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文化生成机制。

  关键词:高等教育;教育数字化;数字化转型;教育强国;新一代人工智能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454(2024)08-0041-11

  作者简介:王健,江苏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研究员、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徐州221116);蔡国春,江苏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生导师,博士(江苏徐州221116)

  基金项目:江苏省现代教育技术研究2021年度智慧校园专项重点课题“数字化时代培育高校师生数字素养和技能的路径研究”(编号:2021-R-96755)


  有什么样的主流技术就会构建什么样的框架,就会有什么样的世界。[1]当前,以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核心的数字技术已广泛渗透并应用于教育文化创新领域,推动教育变革和创新。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推进教育数字化”。[2]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3]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23年工作要点明确提出“加快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打造高等教育教学新形态”。[4]高等教育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的龙头,系统推进数字化转型,既是适应时移势易、全面实现高等教育大国向强国系统性跃迁的战略必然选择,也是发挥引领示范、扎实推进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推动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研究热点。概括来讲,研究主要聚焦宏观规划、微观实践两个维度的理论构建与实践探索,旨在加强顶层设计、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应用以及提升高等教育的数字化可持续发展能力等,从而系统性重塑与数字时代相适应的高等教育形态。宏观规划层面,业界学者立足教育强国建设、国家战略需求、科技自立自强等维度,从方向指引[5]、国际比较[6]、路径规划[7]等视角,探讨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战略方向、实践经验、路径参考等。微观实践层面,学者重点探讨数字技术全方位融入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教学改革等场景方式方法,[8]并聚焦高等教育教学范式、微学分微认证、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等,[9]突出高等教育数字化、个性化、终身化的场景构建。此外,部分学者还从高等教育多维空间和未来发展趋势的角度,探讨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平台构建、在线课程、发展前景等方面的内容。[10][11]现有研究充分讨论了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方向、思路及方法,为深入推动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一套实用有效、极具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略显不足的是,现有研究多关注基于理念规划设计与他国经验借鉴,而鲜从我国高等教育自身价值定位与人才成长规律出发,构建出清晰的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逻辑理路,并以问题解决为导向,进而全过程、系统性、深层次推进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因此,在当前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和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时代战略背景下,深入挖掘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丰富的价值意蕴,理性审视推进逻辑,透视所面临的问题,提出针对性的实践进路,以使数字技术更高效地赋能高等教育场景。

  一、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价值意蕴

  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不仅是对现有高等教育范式的历史性转变和升级,更是基于未来社会发展需要而设计建构的高等教育新形态。转型过程强调数据驱动,以高等教育创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职能为引领,推动数字技术与高等教育的深度融合。转型目的则旨在变革基于工业化时代框架而设置的高等教育机构运营方式、战略方向和价值主张。

  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关乎高等教育能否满足普及阶段的质量多样化、学习终身化、培养个性化、治理现代化的需求。[12]回溯分析其价值意蕴,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第一,前瞻性。高等教育在高层次人才培养、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方面的关键作用日益凸显,但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局势和国家战略需求,要在世界范围内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抢占先机,成为全球学习借鉴和赶超的对象,就必须拥有强大的高等教育综合实力、领先优势和影响力,而前瞻性布局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新赛道、重塑新优势是大势所趋和改革方向。第二,创新性。当前,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对高等教育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培养提出新需求,[13]高等教育专业设置、教育教学、科研创新面临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冲击和挑战,学习资源获取方式也已拓展到物理、数字“双空间”,多重内外因素都在呼唤高等教育变革创新,而数字技术与传统高等教育优势的深度融合,为问题的解决和创新人才培养提供了诸多可能。第三,生态性。高等教育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其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地位与作用可见一斑。因此,推进高等教育的数字化转型,全要素、全过程构建一个相互联系并相互作用的生态统一体,不仅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要求,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题中应有之义。第四,长期性。以数字技术赋能高等教育育人模式、科研方式、治理能力等系统性变革,创新打造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虚实交融、跨界开放的高等教育新形态,是推动我国原始创新、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的长期动力源,将对服务国家战略发展和区域经济社会需求形成强力支撑。

  二、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推进逻辑

  推进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内在逻辑和外在逻辑的有机统一,要以技术逻辑为实现基础,以行动逻辑助力价值创造,以制度逻辑为文化生成提供保障,三者互融共促、协同发展,并转化为整体推进,共同致力于“数据驱动、人机协同”的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适应数字时代对高等教育提出的新要求。

  (一)技术逻辑:转型的实现基础

  技术客观上具有合目的性特征,在任何时候都是以人的发展需要和解决现实问题为出发点,这是人类赋予技术的社会责任。数字技术融合应用于高等教育以促进人的发展为最终目的,以落实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而人的多样性、数字技术的意向性以及变动不居状态,决定了实现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绝非易事。摆在面前的现实性问题就是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如何才能实现?在当前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兴技术广泛应用于高等教育领域背景下,这一问题并非处于模糊或悬而未决的状态,而是愈发清晰并渐成共识。历史和实践表明,教育与科技始终处于一种互动互构的螺旋上升状态,教育变革的源发力量往往来自科技进步。[14]因此,将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现基础指向数字技术融合创新优势,也就成为应然选择。

  数字技术作为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物质基础和底层支撑,在问题解决和变革创新实践中,不断以数字技术的融合应用彰显技术生命力、以价值共识推进高等教育体认技术,将潜在可能变为现实。以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为目标,聚焦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需求,通过搭建智能一体化服务平台,推进数字技术与高等教育全要素、全场景、全过程的深度融合,发挥数据要素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治理决策等多维度的赋能作用,聚力打造物理空间和数字空间“双空间”育人的新格局,为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二)行动逻辑:转型的价值创造

  技术对教育的多种可能性需要在主体的实践行动中方能实现。[15]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在充分运用数字技术基础上,面向高等教育创新人才培养、高水平科学研究、决策治理、社会服务等关键领域,通过主动实践展开的系统性创新与价值创造过程。转型中需要政府、高校、企业、家庭等多元主体在最大限度凝聚共识和一致性理解认同的基础上,协同推进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技术攻关、教学实践创新、资金投入和社会协作,正确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教师与学生、线上与线下、技术应用与伦理安全等一系列关系,确保数字化转型与高等教育组织价值体系、潜在发展需求相一致,并在问题解决反馈中逐步修正完善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总体发展方向与行动逻辑。

  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施可以通过采用局部试点引领、区域平行扩散带动、国家立体综合推进的行动结构方式进行,让禀赋多样的高等教育资源流动起来、汇聚起来,形成横向一致、纵向衔接、彼此贯通的智能化联动体系,提升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科学研究水平和社会服务能力,拓展高等教育的边界,优化学生的学习体验。同时,周期性、动态性地建立贯穿数字化转型全过程的推进和考核机制,发挥考核结果的激励作用,持续推进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

  (三)制度逻辑:转型的体系化构建

  毋庸置疑,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还处于初期探索阶段,转型实践过程也是相应制度、机制、文化不断丰富完善并走向成熟的过程。转型所塑造的高等教育新形态迫切需要通过制度的体系化构建得以巩固和规范,并内化为高等教育多元主体普遍的精神认同和自觉行动。[16]换言之,制度创新将为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提供有力的制度支撑和保障。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制度的体系化构建是通过一致化、协同化、系统化的各项制度,使各项面向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制度形成有机统一整体,以保障创新性转型具备实践价值,赋能和变革高等教育传统模式,促进形成与数字时代相适应的高等教育新形态。

  推动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步入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轨道,各项工作取得实质性成效,需要实践中不断地反思完善,更需要健全的制度体系来科学、精准、有力地破解制约转型的难点和堵点。只有加快形成推动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制度体系、标准体系、评价体系,创建和完善制度环境,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才能把握转型发展机遇,推动数字时代高等教育的系统性变革和形态重构。技术与制度是促进社会发展与变革的两个最基本的变量,但这种变革也必将在管理形态上连锁性地带来重大变化,如强调多方参与和协调治理的生态治理模式、强调体制机制创新的高等教育管理改革等。[17]作为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需要以制度体系化构建为逻辑,深入对数字技术赋能高等教育的制度创新进行前瞻性思考、战略性谋划和实践探索,为转型提供系统完善、科学合理的制度环境。

  三、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问题透视

  高等教育场景的复杂性和数字技术的不确定性,导致数字技术融入高等教育变革时容易出现偏差甚至异化。透视技术、行动和制度三个维度,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仍然面临不少问题与挑战。

  (一)技术基础视域下基础设施一体化服务效能低

  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内生于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践需求,它与高等教育领域持续建设的庞杂信息系统中一直存在的碎片化、离散化、功能冗余等有着明显冲突。这种冲突集中表现在:一方面,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迫切需要一体化的智能服务信息系统,并以此为抓手实现数据的连通与应用,整体推进教学环境、学习方式、科研范式、组织架构、治理体系等全方位的创新与变革;另一方面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又面临建设使用的信息系统多且散、开发标准不统一、数据共享难、与师生的教与学融合度不高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着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整体效能的发挥和质量提升。诚如彼得·圣吉(Peter M.Senge)所言:“许多短期不错的对策往往会产生长期的恶果。”[18]高等教育领域散落的数据孤岛、系统孤岛和业务孤岛等信息化基础设施,[19]在满足单一场景或单一需求响应的便捷功能时,会阻滞和割裂高等教育教学、科研、决策、服务等复杂场景的一体化发展诉求,整体呈现出智能化服务水平不高、效能低的窘境。

  (二)价值创造视域下“人机融合”力度不足

  1.理念认知尚不到位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当前,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整体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初期探索阶段,即缺乏系统、明确的数字化转型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国内外也没有成熟定型的示范样板经验可供参考借鉴。相关多元利益主体虽可能知晓人机融合应用是未来发展创新的趋势,往往却因对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可能引发的工作内容变动存在认知模糊,对勾画的转型愿景心存疑虑,对现有利益可能受损的隐忧,叠加对技术原理缺乏足够了解、操作上的仓皇应对等,导致参与转型的积极性不高、主动性不强,退缩在现有思维图式的气泡中,囿于日常习惯的惰性,外在表现为等待观望、被动应付、行动缓慢,渐成一种影响变革的习惯。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现实诉求与相关多元利益主体的认知存在较大落差,因此,在初始阶段就迟滞转型的动机、实践亟需予以解困和澄清。

  2.人才培养存在路径依赖

  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最终目的是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力图运用数字技术突破传统以知识传授为主、以“教”为中心、以标准答案为导向的大规模标准化的专业教育模式,最大限度地满足学生生命成长需求,实现个性化教育。然而,工业化社会形成的高校、专业、课程、评价等教育教学体系,却因巨大的现代社会惯性力量日益固化,[20]数字技术赋能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多为对现有教学模式或效率的增强,在原有框架内做优化升级,而不是基于未来社会发展需要、个性化学习、终身教育打造颠覆性的高等教育新形态。教育教学是高校最基本的职能之一,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现离不开教育教学的革新。[21]因此,在不改变课堂教学组织、内容、评价等情况下,若寄希望于利用智能技术对课堂教学过程进行行为数据的全息扫描,将教学活动置于一种全景式监控下,而非营造一种宽松的、沉浸式的、有利于激发学习者内在学习动机和好奇心的教学环境,这将是数字技术对教育本质的背离。如何突破现有高等教育体系的路径依赖和人才培养惯性,真正实现无缝人机融合,无疑是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面临的现实挑战。

  3.知识生产存在伦理隐忧

  高等教育是向大学生传授高深知识的专门教育,而科学研究是知识生产的主渠道。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推进,我们已进入大科学时代,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已悄然发生历史性重大变化:一是科学研究范式已从“理论研究、技术突破到产品研发”的线性发展,转向与战略问题导向的多学科交叉融合并重;二是科学研究组织由以兴趣为导向的自由探索为主,转向与社会需求导向的有组织科研并举;三是科学研究方法从经验范式、理论范式、计算范式转向与数据密集型范式并用。三个历史性变化,已深刻改变高等教育知识的生产方式。未来,随着以ChatGPT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迭代演进,知识生产的主体已不再只是人,也需要对高等教育理念和模式加以适应性调整,且需要审慎对待有关版权、归属、剽窃,以及学术主体的情感交流危机与隐私数据泄露等伦理隐忧,规避和解决人机融合可能存在的异化风险。

  4.数字资源价值未充分释放

  围绕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国家、地方、学校等分级分层建立各类数字教育平台,上线了丰富的数字资源,持续探索数据要素在高等教育教与学中的创新应用,但数字资源建设往往缺少人机互动性,集成性和持续更新能力也略显不足,未能体现高水平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对教学的反哺,实践发展新经验、社会需求新变化、人才成长新需要也未及时纳入教育教学全过程。[22]各类数字教育资源质量参差不齐,尚未形成资源背后的知识体系与能力体系,无法进行全视角跨学科的数字化学习引导。[23]此外,数据作为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要素,其质量不仅影响驱动作用的发挥,而且数据“算法黑箱”、伦理限度、隐私保护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效果。

  5.数字技术应用的教育理论研究略显滞后

  数字技术的智能化应用在给教学带来确定性的同时,也给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带来更多不确定性。诚如尼尔·波斯曼(Neil Postman)所言,每一种技术都既是包袱又是恩赐,不是非此即彼的结果,而是利弊同在的产物。[24]数字技术应用于高等教育,不能是硬性捆绑或简单嫁接,更不能为技术应用而应用,需要根植于高等教育学科的教育理论并加以催化融合,进而发挥1+1>2的作用。但综观已有研究,可以发现多是顺势而为,聚焦数字技术赋能高等教育场景的理论探索、实践重构等,而对数字时代高等教育的学习发生机制、人机协同规律、高水平科技创新等逆势而上的底层理论研究,没有给予教育学理论应有的回应,整体表现为一种理论滞后,更缺少生发于高等教育自身的专业教育理论,来赋予转型以思想的深度和行动的智慧。

  6.人员数字素养整体水平有待提升

  人员数字素养水平是影响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力量。培养相关人员数字素养既是国家数字素养战略规划赋予高等教育的应尽职责,也是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在要求。[25]然而,受多种因素影响,高等教育人员数字素养还存在差异,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大学生还不具备数字技术解决复杂问题和培养高阶思维的创造能力,往往陷入“网络迷航”“认知负荷”“浅层次认知”的被动层面;二是高校教师还未形成使用数字技术提升教书育人的胜任力,技术应用多是教学内容的电子呈现或对学生外在行为数据分析,且存在对技术“过度依赖”的异化风险;三是高等教育管理者还欠缺利用数据有效判断和科学决策的能力,收集到数据多用于可视化展示,但对内隐规律挖掘并指导实践的少。面对数字素养参差不齐且需求各异的相关利益群体,自然衍生出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中不同的人机融合诉求。若无法构想出满足这些需求的新局面,并且在构建新秩序方面遭遇困境时,人员往往被动接受或直接拒绝变革,最终消减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成效。

  (三)制度机制不完善

  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需要外部制度环境保障。近年来,国家围绕教育强国建设印发了系列规章制度,为推进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政策依据。然而,当前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仍存在制度规范适应性差、战略性格局需强化、统合执行力不足、场景落实不到位等问题。

  1.亟需构建相适应的制度规范

  对比国家教育现代化战略愿景、目标和任务,以及数字技术在高等教育场景的广泛应用,现行的有关制度建设滞后于新兴技术在高等教育的应用速度、广度和深度,政策有待进一步优化完善。国家层面,缺乏教育强国建设引领下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宏观框架;区域层面,缺乏体现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内涵建设与发展成熟度监测的细化指标;微观层面,高校作为高等教育的实施主体很少就推进学校数字化转型出台相应规章制度。

  2.制度战略性格局需进一步强化

  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作为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应与经济社会发展同向同行、协调发展。然而,在制度制定与落实中存在孤立设置、保守执行的问题,制度的周、边、沿缺乏系统性和一致性。例如,部分地方在推进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时,过于强调师生数据隐私安全问题而忽视利用数据要素促进高等教育变革发展的诉求,战略性格局需要进一步强化。

  3.制度统合力仍有不足

  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需要政府、社会、高校、企业等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但不同主体基于自身发展所制定的目标、任务、计划和要求存在差异,导致过程中容易出现边界不清晰、相互冲突,甚至空档的现象,好的政策没有得到细化落实。如何构建各主体之间互联互通、协同推进的数字化转型机制,打造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生态价值链,是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4.场景落实尚不到位

  国家教育数字化相关宏观政策导向出台后,地方或高校政策在具体化过程中缺乏充分的研究、论证、沟通和理解。没有根据地方和高校发展现状,结合内涵式、特色化来完善数字化转型的制度要求,导致部分政策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具体化场景中,依然保持原有路径、特点和习惯,忽视新形态的构建,落实不到位,使政策的实施偏离设计初衷。

  四、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进路

  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不是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创新应用数字技术对高等教育全场景、全要素、全过程深入且系统的整体性范式革命,着力打造全新的高等教育生态。为此,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要以推进逻辑为核心,以解决问题为出发点,从注重技术赋能、强化场景驱动、优化制度规范等维度协同努力和系统推进。

  (一)注重技术赋能,全方位优化升级智能化基础设施

  数字技术是转型的实现基础,但由于高等教育自身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决定着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不是追求新技术,更不主张盲目建新系统、平台或应用,而是在优化盘活存量资源上的再创新。第一,要充分利用好长期推进智慧教育、智慧校园建设积累的信息化基础服务设施与能力,重构业务流程,强化数据治理,积极探索数字技术在高等教育教学、科研、治理和服务场景的创新应用,在持续应用中逐步消除各类信息孤岛。发挥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需要加大技术应用的宣传推广和人员培训力度,引导相关利益主体了解并能熟练应用现有的智能化基础设施服务和功能,提升智能化服务的知晓度和使用率。第二,要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秉持“数据为基、平台为体、应用为要”的建设管理理念,高等教育智能化基础设施进行优化升级,着力打造一体化智能服务平台,并以此为转型抓手,着力实现人员互联互通、数据安全流动、服务泛在汇聚和资源共建共享,塑造高等教育新形态。同时,着力探索建立不同类型高等教育的关键场景转型试点,系统开展应用实验和融合变革,提炼总结数字化转型的模式与思路,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第三,对标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战略任务,在遵循人的发展规律和高等教育规律前提下,锚定高等教育教学、科研、服务应用场景,跟进新兴技术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探索人工智能技术赋能高等教育模式变革路径,使高等教育新形态最大化促进教师和学生全面发展,实现师生的生命质量提升,发展师生智慧。

  (二)强化场景驱动,全过程推动数字技术与高等教育各要素深度融合

  1.提高认识,深化数字化变革理念

  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不是物对物的相互作用,而是面向教育中的人,因此转型的关键是推动人的思维转变、认知突破和行为转向。诚如法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所言:没有思想的变革就没有其他变革,思想的变革是思想结构本身的革命。[26]为此,要加快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顶层谋划与组织协调,分期分批组织相关多元利益主体深入学习转型的目标任务、规范方案和制度框架,着力培养多元主体的数字化素养,深化对数字化认知、数字化技术运用以及数字安全防护意识的认同与实践。结合不同的工作岗位职责,以场景为载体,系统阐明创新应用数字化技术手段可能引发的工作内容变动范围,以及对提升个人工作质效的影响,强化沟通协作,营造转型氛围,促进多元主体深刻理解数字化转型对助推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意义,主动跟上,适应数字时代变革大势。

  2.重构教育流程,创新育人模式

  通过数字技术与高等教育系统各组成要素,以及流程环节的耦合性影响和创造性融合,打破原有以学校为单元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充分运用慕课、微课、大数据、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多种方式,开展项目式、探究式、沉浸式等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育人新模式,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观塑造融为一体,探索跨院校、跨专业、跨年级课程证书的学分认定和学分互换。建立数据驱动的智能化教学环境,基于收集的海量数据构建学科知识图谱和学习者画像,实现个性化学习、精准化资源推送和适切性服务,从以“教”为中心转向以“学”为中心。探索培育与高等教育发展相适应的高素质、专业化、智能型教师队伍,整合学校各类学习资源,构建基于人工智能教育机器人的“双师课堂”,打造支撑学习方式变革的新型基层学习组织。以学生学习成效和发展为评价目标,将过程性评价和增值性评价相结合,注重教育的多样性,全方位打造新型教育模式。

  3.深化治理效能,增强应用服务透明度

  科研研究范式的变化以及以ChatGPT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出现,不仅影响着高等教育领域如何生产知识,也影响着生产出什么知识,原有的学科知识都面临重新表征与编排,教师也面临被替代的可能。为此,应加强教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机理的学习和把握,转变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引导学生正确合理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等工具,避免因滥用或依赖智能工具而造成诚信危机、情感缺失和能力退化。同时,要尽快完善现有教育法律体系,建立针对智能生成内容的监管和伦理审核机制,明确数字标准规范体系,避免生成内容的“幻觉”堆积迭代,加强对智能化工具应用的全生命周期治理。

  4.注重场景驱动,提升智慧化水平

  从学习者认知规律出发,加大高等教育数字资源的智能化设计和整合关联力度,开发建设高水平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前沿的数字资源,注重数字资源对社会发展和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支撑作用,提升数字资源的动态更新和智能交互水平。一方面,积极运用大数据、虚拟现实、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创设丰富的学习场景,克服场地、技术、经济等局限,帮助学生掌握线下课堂难以接触到的场景知识与信息;[27]另一方面,强化高等教育教学、科研以及业务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持续推进数据共享常态化和全过程可视化,坚持“一数一源,一源多用”,梳理数据源头,建立数据资产目录,明确数据责权,提升数据质量,保障数据安全,把数据创新应用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决策治理、社会服务、师生日常生活等环节,并成为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核心推动力。

  5.加强理论建构,强化融合质效

  突破现有学习和教育理论体系,立足数字时代高等教育场景呈现出的新现象、新问题,积极从理论视角探析数字教育环境下高等教育的学习发生机制、知识传播规律以及适切的教学方法论,回应数字时代高等教育新形态应有的理论关切。教育的不可逆性决定了数字技术应用的限度,应审慎对待数字技术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应用,加大筛选审查力度,不能简单地移植或照搬,要在数字技术和高等教育之间架起“双向奔赴”的理论桥梁,发挥技术赋能教育优势的同时,用理论催化二者的深度融合,并透视背后隐藏的风险与挑战。基于高等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进行数字技术研发,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场景的应用反馈中不断优化完善,为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撑。

  (三)优化制度规范,全维度构建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文化生成机制

  1.问题导向的制度设计完善

  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普及化阶段,面临促进科技创新、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多重任务。因此,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应以问题为导向,紧扣目标,分层分场景适时超前设计、修订和完善制度规范,尤其要在“急需的”和“必备的”制度上努力,补空白、强弱项,构建与数字技术赋能高等教育领域变革相适应、相一致的政策制度和文化结构,形成制度供给充分、条件保障有力、数字技术与高等教育深度融合的良好生态。加强谋划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制度的战略性布局,建立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所涉及的数据、内容、接口、服务、质量等方面的标准规范,通过标准规范强化高等教育转型过程的开放性、共享性、连通性和安全性,拓展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广度与深度。

  2.系统思维导向的制度适用统一

  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制度体系构建是一个动态演进、发展完善的过程,其涵盖的具体制度也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既要科学把控制度改革与制度延续的衔接关系,确保制度体系协调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这项长期且复杂的任务,还要强化系统思维,运用政策法规手段解决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中遇到的战略性不够、统合力不足等突出问题,以体制机制的协同、集成和联动,实现目标明确、过程有序、调控科学的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

  3.目标导向的制度文化生成

  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并非一蹴而就,但也不会一直徘徊在“转”的路上,而是在政府、高校、社会等多元主体的逐步谋划与阶段性目标任务的持续推进中实现,其中体系化配套制度的合理安排是促进和规范转型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保障,但目标的实现最终还是要落实到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决策治理等核心场景中,在场景应用中生根发芽,并逐步将制度的规范转化为文化的力量,自觉生成集体无感的教育行为方式。高等教育数字化是数字技术与高等教育“文化互构”的过程,高等教育渗透着数字技术的数据、价值、效率、公平的特征,而数字技术支撑着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两者融合本身就蕴藏着文化生成的可能性。围绕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和内涵式发展目标任务,将制度和标准转化为高等教育多元主体共同信念和自觉追求,形成新形态、新模式、新场景的整体文化氛围。

  五、结语

  当下,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逐步渗透到高等教育领域,叠加数字经济发展对高层次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未来高等教育的重点将不只是传授知识和能力,还转向去培育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与高阶思维,去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好奇心、探索欲、创造力和终身学习的能力。数字技术为高等教育注入新动能,提供面向未来内涵式发展的可能性,但鉴于高等教育系统的复杂性,推进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应把握其逻辑理路,深刻认识转型面临的问题,以创新人才培养和服务社会发展为目标,实现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治理体系的创新,加快流程再造、结构重组和文化重构,探寻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规律和路径,以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支撑教育强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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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gic, Problem Perspective and Practical Approach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Jian WANG1,2, Guochun CAI1

(1.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Jiangsu;

2.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Anhui)

  Abstract: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s a pivotal step in enhancing its quality and an essential transition for China to evolve from a major higher education nation to a powerful one. However, the complexity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environment and the uncertainty of digital technology have led to various challenges, such as low efficiency in integrated intelligent services, insufficient human-computer integration, and an incomplete cultural mechanism within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Addressing these issues require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the transformation’s value implications based on higher education principles and talent development, followed by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mposite advancement logic that centers on technology as the material basis, action as the value creation process, and institutions as the cultural system. This logic should guide targeted approaches to deepe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ocusing on empowering technology, optimizing intelligent infrastructure; strengthen scenario-driven approaches, and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with all elements of higher education; optimize institutional norms and construct a cultural mechanism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across all dimensions.

  Keywords: Higher education; Education digitalizati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Leading country in education; New gener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编辑:王天鹏 校对:王晓明

原标题: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推进逻辑、问题透视与实践进路

来源:中国教育信息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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