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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源：《基础教育参考》 
作者：版权所有者 
时间：2023-12-15 12:00:00 
摘 要：技术发展、人力资源需求及新冠疫情使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成为东盟教育发展的重点关注领域。通过加强内外部交流与合作，东盟构建了宏观性部署、区域性指引、个体性发展的政策框架，形成了统筹引领、交流合作、强国带动的政策特点，在克服数字鸿沟，完善师资培训，强化信息素养，建立区域评估机制方面采取了系列举措，为东盟基础教育转型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东盟；基础教育；数字化；教育发展；数字鸿沟
中图分类号：51
文献标志码：A
作者简介：曾佳，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广州，510631)，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副教授(湖南长沙，410205);马早明，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华南师范大学港澳台教材综合研究基地负责人，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广州，510631)
基金项目：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教育管理与决策研究服务专项2022年度委托课题“东南亚地区教育战略行动研究及其数据库建设”(项目编号：EMIC-YJC-2022012)
数字技术作为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导力量，正日益融入包括教育在内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2021年1月，东南亚联盟(以下简称东盟)秘书处正式发布《东南亚数字总体规划2025》(ASEAN Digital Master plan 2025，ADM2025)，以将东盟建设成为“领先的数字社区和经济集团”为愿景，从安全有效的数字服务、数字技术和生态系统三方面对东盟十国数字化转型建设提出了总体规划和行动部署[1]。在这一庞大的蓝图规划中，作为强国富民之本的教育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而具有公共服务功能的基础教育，其转型发展更依赖和体现着顶层设计与政策的有效支持与引领。ADM2025的提出，为东盟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奠定了基础，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东盟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动因
(一)技术发展使基础教育转型发展成为可能
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工业4.0时代下，数字技术所蕴含的巨大潜力得到充分释放，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各国各行业提高要素生产率的关键途径。从2015 年起，东盟通过《东盟信息通信技术总体规划2020》《东盟数字一体化框架》和与框架配套实施的《行动计划 2019—2025》等系列改革文件，就东盟信息通信技术、经济转型发展拟定了改革计划，极大促进了东盟各国信息通信技术的基础设施建设，并为完善一体化市场、推动人机一体化技术的实现和构建安全可靠的信息环境创造了条件。基础设施的完善、高质量和无处不在的网络连接、数字服务使用障碍的消除以及公民数字素养的不断提升，使东盟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成为可能。按照ADM2025的计划，东盟将不断提高固定和移动宽带基础设施的质量和覆盖范围、鼓励数字服务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以实现到2025年很大一部分人口不仅拥有宽带设备(固定或移动)，还可通过云服务以低成本实现各种数字附加的创新功能，这意味着人们在使用数字服务来提高日常生活便利的同时，还可通过数字服务接受更好的教育。
(二)人力资源需求对基础教育转型发展提出要求
包容和优质的教育是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使东盟人力资源具有韧性、竞争力，并能应对不断变化未来的有效途径。随着数字互联互通成为东盟迈向新时代的重要愿景，培养数字人才成为实现这一愿景的优先发展领域。在经济和社会转型发展趋势下，对人力资源的迫切需求，使东盟各国对人才培养和优质教育产生了强烈诉求，而由于历史、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制约，传统教育模式不能充分解决其基础教育发展面临的困境与难题。2022年9月，联合国教育变革峰会提出，全球教育面临严峻挑战和学习危机，各国应加强投资和行动，抓住数字革命的有利契机，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优势，推动教育变革和终身学习。由此，因技术发展带来的人才质量和教育质量双向提升成为东盟各国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内生动力。
东盟国家学龄儿童数量庞大，除新加坡外，基础教育的发展并不理想。以菲律宾为例，其基础教育在过去十年里经历了大规模结构和课程改革[2]，在基础设施、教育普及、教师工资、教育课程等方面都有了很大改善，但在 TIMSS(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国际数学与科学学习趋势项目)以及PISA 等国际大型评估中的表现依然落后于参与国或地区的平均水平[3]。除此之外，其基础教育在准入、学生表现、课程实施、教育质量、包容和公平性、教师培训和发展、学校领导力与治理等方面仍然存在不足，亟需改善[4]。而在柬埔寨，本世纪初，柬埔寨政府通过教育战略计划和教育部门支持计划等改革，使其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入学人数倍增[5]，但国内现代化教育体制尚未完全建成且存在诸多问题，教育对接迅速发展的国家经济社会环境和多样化劳动力市场需求的能力不足[6]。
(三)新冠疫情使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加速
新冠疫情的全面暴发，催化了教育的数字化进程，教育系统内各个环节都面临着业务重组的挑战，如何借助数字化手段使教育从疫情影响中全面恢复并在后疫情时代加强教育复原力成为东盟各国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全国性的停学导致更多儿童和家庭转向远程学习寻求帮助[7]，有超过1.52亿儿童和青少年因学校关闭遭受了严重的教育冲击[8]。受疫情影响，柬埔寨国内有13300所学校尽数关闭，数百万学生被迫停学。同样，印尼有53万所学校因疫情关闭，6800万学生迅速转向远程学习。为避免停课和学校关闭带来的学习干扰和中断，基于数字与技术组合的远程教育模式，即通过互联网搭建在线学习平台，成为疫情下各国采用的主流教育方式。
疫情危机直接推动了数字技术的有效应用，使远程学习取得前所未有的进展。与此同时，区域数字鸿沟也将更多贫困人群阻拦在数字学习之外。有数据显示，疫情期间，柬埔寨全国互联网使用率只有47%，处于亚洲低端水平，且相当一部分处于边缘化的学生只能依赖学校提供的有限计算机实验室和设备[9]。系统性的教育变革需要数字技术的支持，以更具包容性、公平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为此，202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重塑全球教育互联互通宣言》提出教育数字化的三大核心原则：努力实现以最边缘化群体为中心的数字学习和转型，扩大对免费高质量数字教育内容的投资，通过教学创新和变革将教育推向数字空间。
二、东盟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的政策框架
(一)明确区域性宏观战略纲领部署
作为区域性国家合作组织，东盟通过系列议程、宣言和区域合作协议释放数字化转型政策力量，从区域整体发展层面对东盟十国的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提出宏观指引和集体倡议。
2018年，东盟批准《东盟数字一体化框架》(ASEAN Digital Integration Framework，DIF)。为全面落实DIF框架，又于2019年制定了《〈东盟数字一体化框架〉行动计划2019—2025》。2020年10月15日，东盟十国在越南河内召开专门的教育系统数字化转型会议，并发表《东盟教育系统数字化转型联合声明》(以下简称《联合声明》)。在这次会议中，东盟领导人普遍认识到信息和通信技术是东盟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关键动力，作为正在实施的《2016—2020年东盟教育工作计划》后续，提出接下来教育发展应“加强信息和通信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
作为东盟十国首个专门针对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制订的区域一体化战略性文件，《联合声明》强调了在教育系统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获得数字技术、数字扫盲、可转让技能、包容和公平、公私部门伙伴关系、儿童和青年的作用以及未来工作之间联系的重要性;意识到东盟成员国之间教育数字化发展程度有所不同，需要进一步改善信息和通信技术在教育中的整合;认识到疫情的暴发扰乱了东盟的教育供给，加剧了不同地区儿童和青年群体因地理位置、残疾状况、财富收入、教育水平、数字素养和性别等原因而存在的各种数字鸿沟;对新冠疫情期间各国将数字扫盲和可转移技能纳入其教育系统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进展予以了肯定。这份声明中还对东盟十国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提出了以下六项要求：一是增加对人力资源及软、硬基础设施的投资;二是扩大现有教育改革举措规模并使其纳入主流;三是将关键的可转移技能纳入课程;四是提高教师提供数字化课程的能力;五是跟踪学生在数字化学习过程中的学习成果和需求，特别是远程学习者的需求;六是确保公平和包容，以解决整个东盟存在的日益加深的数字鸿沟。
(二)完善数字化转型发展政策环境
为落实《联合宣言》承诺，《东盟2021—2025年教育工作计划》提出，要“通过推广21世纪技能、学习指标、数字化转型和教师能力框架，提高基础教育和中学阶段学习的有效性和包容性”。同时，其他系列区域性政策文件也对转型发展的各个方面给予了不同层面的支持，包括《东盟共同体2025年远景规划》(The ASEAN Community Vision 2025)、《东盟互联互通总计划2025》(Master Plan on ASEAN Connectivity 2025)、《东盟第四次工业革命综合战略》(ASEAN Consolidated Strategy for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斯里巴加湾市路线图》(The Bandar Seri Begawan Roadmap)、《东盟加强失学儿童和青年教育宣言》(The ASEAN Declaration on Strengthening Education for Out-of-School Children and Youth)、《东盟关于为不断变化的工作世界开发人力资源的宣言》(The ASEAN Declaration on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for the Changing World of Work)等。
2022年底第十二次东盟教育部长会议发表联合声明，承认全球大趋势影响着东盟教育的未来，要求对东盟教育系统进行数字化转型，确保东盟各国人民掌握数字技能、提升数字处理能力、形成数字化时代价值观，以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和不断变化的工作世界的挑战，参与东盟共同体建设。同年11月11日，在柬埔寨金边召开的东盟峰会通过的《东盟教育系统数字化转型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Systems in ASEAN)，成为东盟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的最新重要政策指引[10]。
《东盟教育系统数字化转型宣言》在前期已发布政策宣言的基础上，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教育数字化三项基本原则为基础，提出东盟教育系统数字化转型发展的36项具体承诺，涵盖教师培训、数字教学法和评估法建设、能力框架标准建设、教育资源建设、数字化沟通宣传、多部门协作、信息收集与统计、公平与安全、基础设施扩建、离线数字学习解决方案等，并责成东盟教育部长会议(ASEAN Education Ministers Meeting, ASDE)在东盟教育问题高级官员会议(ASEAN Senior Officials’ Meeting on Education, SOM-ED)支持下，与东盟其他相关部门部长机构合作，对宣言承诺条款的全面实施进行监督。
(三)制订各国个性化转型发展政策
在“顶层”政策带动下，东盟各成员国分别出台和加紧落实了与数字化转型发展相关的具体政策，并针对各自国情与发展实际，在不同时期从国家层面就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做出了战略计划和政策部署。
一方面，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文莱等高收入国家已基本完成基础教育数字化发展的前期建设，建成了数字化学习交流环境，实现了信息技术在教学全过程的应用，并基本解决了教育不均衡问题。作为东盟教育数字化发展先驱，新加坡从1997起便启动了为其5年的基础教育信息化一期发展规划(Master Plan1，MP1)，并通过之后的二期、三期规划，极大推动了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11]，为学生在校内外建立了更为灵活方便的学习环境[12][13]。2014年，新加坡实施“智慧国家2025”十年计划，建立了智慧国平台，并通过《新加坡学生21世纪技能和目标框架》，提出信息化将围绕智慧国平台建设展开，以助力学生21世纪技能掌握[14]。2015 年，新加坡继续发布MP4 计划，通过信息技术支持有质量的教学，培养有责任感的数字化学习者与面向未来的公民[15]。2019 年11月，新加坡颁布一项为期11年的《国家人工智能(AI)战略》，提出将人工智能运用到教学评估过程及学生个性化学习[16]。马来西亚于2012年颁布《2013—2025年教育蓝图》，在基础教育改革举措中提出利用信息通信技术提升教育质量;为1万所学校提供4G高速网络和VLE虚拟学习环境。截至2016年12月，有超过500万名学生、50万教师和450万家长使用虚拟在线学习服务;由顶尖的科学、数学、马来语和英语的教师录制在线学习视频;利用信息技术最大限度地提高远程教育和个性化学习效果[17]。
另一方面，越南、菲律宾、老挝、柬埔寨、缅甸等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则在大力发展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加紧制定各项计划促使基础教育各项准备和条件符合数字化转型发展要求。2016年，泰国提出“泰国4.0”国家战略，把数字经济列为优先发展领域，加大对数字基础设施投入。2022年6月，泰国举办5G峰会，宣布将建立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促进5G技术发展[18]。2013年5月，菲律宾总统签署《2013年强化基础教育法》(Enhanced Basic Education Act of 2013)，开始实施“K-12计划”(Kindergarten to Grade 12 Program)改革，目标是培养具有 21 世纪技能的全面发展的公民，强调在技术与媒介环境中，学生应具备基本信息素养和媒介素养，能高效采集和合理利用信息[19]。为使基础教育能适应快速变化的时代发展要求，菲律宾教育部牵头制定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基础教育领域的长期发展规划《2030年基础教育发展规划》(Basic Education Development Plan 2030)，从提高基础教育覆盖率和完成率、保障处境不利学习者的受教育权、确保基础教育质量和学习成果、提升学习者的复原力和幸福感四个关键支柱出发，重点改善部分地区教室、远程学习模式、学习材料、实验室、图书馆、保健室等短缺问题[20];加强“基础教育信息系统”“学习管理系统”等数字化虚拟平台的建设和使用，帮助学习者接受基于网络设备的学习;为农村和偏远地区缺乏在线学习资源的学习者提供充足的数字资源和上网补贴。2015年，老挝发布教育体育“八五”规划(2016—2020)、2025年战略与2030年愿景，将教育体育发展和人力资源发展作为老挝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点，助推老挝摆脱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列[21]。一是以老挝疫情期间开展大规模在线教育为契机，不断完善线上教育发展;二是构建兼顾教师培训和学历提升的在线教师教育体系，推动老挝综合性大学和师范院校共同建设在线教师教育平台，探索“互联网+”教师教育模式;三是在线课堂与远程互动推动跨地区的线上线下校际交流，共建校际教研文化，促进不同地区间学校协同发展[22]。
三、东盟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的特征
(一)统筹引领，形成区域整体发展战略
作为区域性组织机构，东盟体现了强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以区域整体发展为目标在数字经济和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方面做出了战略部署并进行了系列努力。在机制层面，通过东盟教育部长会议(ASED)推动东盟各成员国教育合作，根据东盟教育问题高级官员会议(SOM-ED)执行东盟领导人和ASED确定的指示和优先事项，建立更广泛的合作机制包括东盟加三国教育部长会议(APT EMM)和东亚峰会教育部长会议(EAS EMM)。在实践层面，通过开展各类形式的协商机制，鼓励成员国形成良性且机制化沟通渠道;通过各类多边机制建设，召集成员国政府以及各类私营部门共同开展对话与合作，分享前沿技术信息，提供新兴数字技术标准以及政策议题的建设方案，提升东盟在数字化转型发展建设关键问题上的认识[23]。在措施层面，2020年通过的《东盟关于为不断变化的劳动世界开发人力资源的宣言》及其路线图和《东盟全面复苏框架》规定了区域集体行动的优先领域，包括重新审视教师的信息化能力框架，并为高质量远程教学和学习开发工具。2020年10月22日，东盟各国教育部长在“东盟教育系统数字化转型会议”上分享了将技术融入教育的经验，并承诺提高东盟教育系统的复原力[24]。2021年9月29日至10月1日，东盟教育部长和高级官员召开“以东盟方式转变教育：在全球动荡时代建立伙伴关系”系列会议，会议重点是每个成员国分享和交流在特殊时期教育系统的管理经验，以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教育冲击[25]。
(二)加强合作，以“东盟+”模式注入转型发展力量
在不断完善内部规范的同时，东盟一直积极与国际和区域组织及机构、其他国家和地区开展交流对话，发展友好关系及互利合作，通过“东盟+”模式帮助东盟教育数字化转型提质发展。例如疫情期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与柬埔寨教师和初等教育司合作，帮助柬埔寨加强远程教育建设，建立数字监测系统。通过加强数字资源建设、打造数字学习平台、建立数字监控系统、提升数字干预能力等扶持举措帮助柬埔寨全国各类学校完成了线上教学的平稳过渡，确保了在停学期间学校能持续提供教育资源。
2022年3月，东盟教育部长会见英国政府官员和教育专家，讨论后疫情时代教育面临的挑战，以促进在中短期内改进远程学习选择，使其更具包容性[26]。2022年8月，中国与东盟发布《共建友好家园—中国东盟教育合作发展愿景与行动(2020—2030)》，其中有专门部分就促进基础教育等领域数字化转型做出约定，包括搭建中国与东盟数字战略对接平台，举办数字教育论坛，推动成立数字教育发展联盟，促进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共享，推进在数字教育标准制定、网络数字空间治理等[27]。2022年8月，东盟与中日韩外长会议通过《东盟与中日韩10+3合作工作计划(2023—2027)》，针对落实《10+3 教育行动计划(2018—2025)》的情况，明确了系列优先事项和主要战略[28]。
(三)强国带动，强化重点国家重点人群关注
在东盟国家中，新加坡基础教育信息化实施效果非常显著，从20世纪初就开始谋划利用信息技术改变教室和学校文化，促进和支持学生的思考和自主学习[29]。2004年发布的世界各国信息技术发展状况排行榜显示，新加坡“计算机网络准备能力指数(NRI)”排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30]。另一方面，老挝的互联网普及率只有26%;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有66%人口可以上网，而巴布亚只有20%;在越南，94%的城市家庭拥有电视，而农村地区只有49%[31]。此外，一些东盟国家的固定宽带网络发展不足，部分原因是缺乏电力等基础设施。根据国际能源机构(IEA)的报告，尽管东南亚地区90%的人口已经用上了电，但仍有6500万人存在用电困难[32]。
随着东盟成员国的不断增加，不同成员国间的发展差距与不平衡引起了“两级东盟”的担忧。为避免这一现象，东盟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于2000年11月在新加坡举行的首脑会议上，通过了一项缩小发展差距的特别方案——“东盟一体化倡议”(IAI)。该倡议旨在通过提供一个区域合作框架，由较发达的东盟国家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成员国，缩小发展差距，提高东盟作为一个地区的竞争力。IAI通过不断推进的工作计划，通过各项措施和行动，促使较发达的东盟初始成员国在东盟伙伴和国际组织的支持下，向柬埔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缅甸和越南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技术援助，以提高其履行区域承诺和义务的能力[33]。
四、东盟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的重要举措
(一)助学：克服“数字鸿沟”，提升在线学习体验
良好高效的基础设施是数字化转型的基石，要实现教育数字化转型，首先要突破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均衡的限制。东盟各国在获得技术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互联网普及率从老挝的26%到文莱的95%不等。国家内部，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都存在城市与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相差悬殊现象[31]。近年来，东盟国家大力引进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加快推进移动互联网建设与普及，兴建大数据中心，规划人工智能方案，创建智慧城市，并取得不同的进展。《东盟数字总体规划2025》提出，政府应重点加大对农村及边远地区网络和通信基础设施的投资，为弱势群体学生提供设备或资金补贴，更好地协调学校的技术支持，维持和扩大现有远程教学资源。2023年5月10日，东盟领导人发布《关于建立东盟村庄网络的联合声明》，同意组建东盟村庄网络 (ASEAN Village Network)，以此促进东盟国家间交流合作，改善数字基础设施，提高技能和数字包容性。
作为东盟数字化转型先进代表，新加坡已实现互联网全覆盖，并启动了国家数字素质培养计划，预计到2028年，所有中学生都将拥有个人电脑。2018年，新加坡推出了全国性数字学习平台“新加坡学生学习平台”，针对中小学、初级学院和三年制高中，让学生随时随地掌握由教育部和学校教师所设计、同教育部课程相辅相成的数字学习资源，学生可以根据各自的兴趣和进度，自动自发地进行学习。该平台里收录了视频、动漫、游戏、讨论题及测验等各种数字资源，涵盖本地学校各年级所有主要科目并定期更新内容，学生可借助平台独立复习，或与同学合作完成教师指定的网络作业。
(二) 助教：完善师资培训，拓展教学资源与平台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教师的角色逐渐发生变化，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者，还是学生学习的促进者和辅导者。在2022年3月东盟地区恢复学习和重建教育圆桌会议上，各国教育部长分享了过去两年教育转型过程中的各种挑战及实施的创新解决方案。对教师来说，面对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一种新的挑战，他们不得不适应新的教学方法，同时也需要寻找新的专业发展机会;而数字化带来的更智能的课程压缩在使学生学习质量更高、更有深度的同时，对教师能力也提出新的要求。
2021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对印度尼西亚数字学习情况分析报告发现，教师的态度、年龄、数字技能和互联网连接是学生数字学习经验的关键成功因素;而印尼教师数字素养仍落后于东南亚其他国家，许多教师不具备在线教育所需的数字技能，而且接受的培训有限。由此在教师培训方面提出建议，除将远程和数字学习纳入长期教师教育计划外，还包括：为教师准备指南，使教师具备开展数字学习课程的技能;在每所学校提供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就如何管理数字和远程学习向教师提供指导;建立以学校为基础的名册，确保所有教师都能接受足够的数字培训和资源;创建奖励计划，鼓励教师更好地利用数字技术与学生接触;鼓励年轻或更熟练的教师成为数字技能和学习的“倡导者”;通过“学习型教师社区”，为教师提供在线空间，分享经验以获得建设性反馈等[34]。
“新加坡学生学习平台”中的优质教学资源，可以减少教师搜寻教学材料所需的时间，平台所提供的多元材料辅助教学，也让学生有更丰富的学习体验。同时，教师可通过平台以教育部提供的资源为基础，按不同学习需要，为学生量身定制学习配套计划，也可利用平台即时查看及分析学生输入的答案，更清楚地掌握学生对某个课题的理解程度，并给予即时回应。
(三)助评：提升信息技术素养，加强标准建设
随着数字化转型发展的推进，对基础教育信息化效益产出逐渐由硬件、软件等固定资产转移至培育教师与学生的信息化素养，而其评估政策也需逐步转向教师及学生的信息技术应用标准建设方面。在信息技术与教育进行深度融合后，学生的信息通信技术素养越高，他们从互联网中的获益也会越多，避免和处理网络风险的能力也会更强。
2021年，东盟通过《东盟公民数字化准备框架》，提出要提高公民数字素养，增加东盟各阶层人口的数字参与。在实践上，在各国政府主导下，通过联合机构、非政府组织、各国政府机构和各个学校共同参与，结合家庭、社区和企业一同发力，加强公民数字素养培养。例如，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均已制定政策要求将ICT素养纳入学校课程体系——包括学科课程、综合课程以及课外课程。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和越南五国通过亚太经合组织联合发起了“ICT 滥用预防教育”项目;新加坡教育部推出《教育信息化发展规划》(ICT Masterplan for Education)，提出构建学生学习平台以及网络健康课程的建设。例如，新加坡在2009年便已确定了信息技术能力国家标准，明确了6—16岁学生最基本的信息通信动技术使用能力，同时强调了信息伦理道德和安全法规。
(四)助管：强化区域性评估机制，促进跨国人才流动
要落实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成效，东盟需加强跨部门合作，充分掌握教育部门整体统计数据，以便更科学地对东盟各国教育系统进行宏观调控;同时建立及时有效的反馈机制，根据PISA和东南亚小学学习指标(SEA-PLM)评估计划等国际测试的结果，提高基础教育的教学质量和学校领导能力。
为了更好地对各成员国的数字人才培养情况进行考量和评估，促进数字人才的跨国流动，东盟急需建立专门针对公民数字能力的统一标准。2020年10月15日，东盟十国《联合声明》呼吁东盟各国教育部长共同建立地区统一的数字技能标准，力争形成各成员国公认的数字能力框架。在此基础上，2022 年11月，东盟峰会通过《东盟教育系统数字化转型宣言》，提出制定能力标准以加强对教育领域信息通信技术发展举措的监测和评估[35]，进一步推动了东盟数字教育领域统一标准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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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uture-oriented Basic Education Blueprint for ASEAN as a Whole：
Assessing ASEAN’s Digitalization of Basic Education
ZENG Jia1,2 MA Zaoming1
(1.School of Education，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1;
2.Hu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angsha, 410215 Hunan)
Abstract：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human resource needs and the new epidemic have mad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basic education a key area of concern for ASEAN’s education development. By strengthen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ASEAN has built a policy framework of macro deployment, regional guidance and individual development, formed a policy characterised by their region-wide, cooperative and major economy-led nature. A series of initiatives have been rolled out to overcome digital divide among ASEAN countries, improve the training on teachers, strengthen its people’s IT literacy and establish a region-wide assessment mechanism. Through these initiatives, a foundation has been lai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basic education in ASEAN.
Keywords: ASEAN; Basic education; Digit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Digital divide
(责任编辑 郭向和 校对 姚力宁)
原标题：以区域引领构筑面向未来的基础教育蓝图
来源：《基础教育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