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学习者为中心：澳大利亚基础教育数字化变革的实践特色

　　摘　要：数字技术应用于教育的核心作用是优化学生的学习体验。“以学习者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贯穿于澳大利亚《学校数字战略》的各项行动。具体表现为以数字成熟度规划器助力学校管理，以在线学习方式提升学生学习体验，以数字技术拓展教师教学平台以及以数字平台创新学生评估方式。目前，澳大利亚越来越多的基础教育学校响应学校数字战略转型的倡议，并在近年的转型发展中找准教育差距，以减少教育劣势促进教育公平;缩小数字鸿沟，以教育数字化普及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凝聚多元主体，以协同参与保证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形成了本国的基础教育数字化变革的实践特色。

　　关键词：教育数字化；学习者中心；澳大利亚；基础教育；数字战略

　　中图分类号：51

　　文献标志码：A

　　作者简介：周敏，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广州， 510631)，岭南师范学院讲师(广东湛江，524048);马早明，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华南师范大学港澳台教材综合研究基地负责人，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广州，510631)

　　基金项目：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教育管理与决策研究服务专项2022年度委托课题“东南亚地区教育战略行动研究及其数据库建设”(编号：EMIC-YJC-2022012)

　　随着教育数字化的发展，澳大利亚从基础教育阶段开始，注重以学习者为中心培养学生数字素养，助力国家愿景的实现。从国际比较的视角来看，澳大利亚作为基础教育数字化变革的先行者，政府在推进基础教育数字化过程中主要提供政策支持和技术保障。2021年，澳大利亚政府推出《数字经济战略2030》，该战略围绕发展数字经济、建设新兴技术以及设定数字增长优先事项三大支柱，要求到2030年所有澳大利亚人都习得数字技能，并提出“2030年建成领先的数字经济与社会”的国家愿景。与之相应，澳大利亚各州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如新南威尔士州提出《学校数字战略》(The Department's Schools Digital Strategy)，致力于“成为澳大利亚最好的教育系统和世界上最好的教育系统之一”^[1]。目前，数字化正在深刻影响教育的发展与变革，以数字技术促进基础教育改革创新成为数字时代教育发展的新诉求，数字技术与学校管理、教师教学、学生学习以及家长教育整合而成的数字化学习模式推动着组织形式、课堂教学和学习方式等方面的变革。为此，本文聚焦澳大利亚基础教育数字化变革的典型战略文本——新南威尔士州《学校数字战略》，从学习者中心的视域出发，研究数字时代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对于一个地区乃至整个国家基础教育走向公平和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总结并提炼澳大利亚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践特色，以期为我国“十四五”时期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提供参考。

　　一、澳大利亚基础教育数字化变革的现实基础

　　数字素养是数字社会评价学生能力发展的重要指标。澳大利亚共有6个州和2个领地，虽然各州(地)对“基础教育数字化”采取的战略与变革程度不同，但均日益认识到基础教育对于促进个体健康发展和社会繁荣稳定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澳大利亚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中的成绩呈现持续下降趋势，基础教育的国际影响力也随之下降^[2]。在此背景下，澳大利亚试图通过基础教育数字化迎来变革，挽回其基础教育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而通过基础教育数字化变革发挥学习者潜能需要多重保障。

　　(一)政策保障

　　政策制定与国家发展相关，教育政策的好坏成败事关一个国家的教育发展进程，教育政策的制定遵循科学性、民主性和规范性。一是加强顶层设计，保障起点公平。教育起点公平指的是拥有不同种族、性别、地域、经济地位等条件的人有同等开始学习生涯的机会^[3]。根据澳大利亚宪法，州和领地政府有责任向其管辖范围内的所有学龄儿童提供学校教育。二是明确州和地区的领导职能，完善过程公平。澳大利亚《国家改革协议》在国家改革的基础上，补充了各辖区内州和地区的领导职能，并支持地方执行，其中共同问责制是取得成功的关键机制，各州和地区要让学习者在教育活动中获得平等对待，以此提高澳大利亚基础教育的过程公平。三是为弱势学生群体提供支持，促进结果公平。联邦政府制定了针对州的行动来改善学生的成绩，各州和领地必须签订《双边协议》，协议中包括支持特定学生群体的活动，这些群体主要是指土著学生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学生 、农村和偏远地区学生、残疾学生和来自低社会经济地位背景的学生。与《国家改革协议》类似，国家教育委员会负责监督《双边协议》的执行情况。

　　(二)经费保障

　　澳大利亚以经费支持作为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保障。一是提供经常性资金。澳大利亚政府为每个在学校注册的学生提供经常性资金。从2018至2029年，学校的经常性资金总额预计为3239亿美元，其中包括：公立学校1269亿美元，天主教学校1097亿美元，独立学校872亿美元。在此期间，资金将增加91.9%，预计每个学生的资金平均每年增加4.7%^[4]。二是保障不同类型学校的公共资金。对于公立学校而言，大部分公共资金由学校所在州或地区提供，其余由澳大利亚政府提供。对于非政府学校而言(如私立学校、天主教学校)，大部分公共资金由澳大利亚政府提供，其余由各州和地区提供。三是补充其他资金。除为学校提供经常性资金外，澳大利亚政府还为学校提供其他资金用以改善学校基础设施，如资本赠款计划、学校升级基金、非政府学校改革支持基金等^[5]。其中，学校升级基金的目的是提供更公平的资源，以帮助学校在新冠疫情后重回正轨。2023年，澳大利亚政府还将提供2.15亿美元，帮助公立学校支付建筑、教室等基础设施重大翻新和升级方面的费用^[6]。

　　(三)监管保障

　　澳大利亚提出，到2030年，所有澳大利亚人都要习得数字技能。政府积极推动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旨在建立一个自上而下的联合治理框架，为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有利环境和发展空间，并监管其进程。为此，澳大利亚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协力共建监管环境。澳大利亚教育部致力于与其他政府机构、州和地区政府共建一个有凝聚力的上下一致的监管环境。教育部门计划通过促进合作数据和信息共享、减少行政负担等方式来实现监管目标，其监管的重点是防止错误、不合规和欺诈行为的发生。二是建立长期稳定的执行程序，确保政府对学校的投资。政府支持透明公开和基于需求的筹资模式，包括在与学校教育部门合作过程中，遵守法律法规要求，并进行保证活动。三是对资金使用方式进行严格审查。澳大利亚政府为学校提供避免资金错误使用、不合规使用和防范欺诈风险的方法。例如，政府对每所公立学校未来资金的预算评估可以从学校资金估算器(School Funding Estimator)中获得。所有给澳大利亚学校的资金都必须根据宪法要求支付给州和地区国库，其中学校资金保障框架(Schools Funding Assurance Framework)的制定是为了确保学校遵守法律，正确使用资金^[7]。

　　二、学校数字战略的具体策略

　　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澳大利亚教育数字化转型加速发展，数字能力成为推动个人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澳大利亚将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作为提升学生数字素养的必经之路。早在2019年，数字战略就被提上政策议程，在澳大利亚现代化水平最高的新南威尔士州，教育部门发布了《学校数字战略(2019—2026)》(Schools Digital Strategy 2019-2026)。这是一个为期七年的数字化发展路线图，目的是使学校能够准确定位数字未来，并为学校数字化成功转型提供所需技能和工具，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创新在学校教育系统的有利影响和实践价值。

　　(一)以数字工具助力学校管理

　　澳大利亚妥善使用数字工具，积极投资数字未来。一是借助数字工具，提高学校数字管理能力。例如，数字成熟度规划器(Digital Maturity Planner)是一种评估数字化程度的工具，能帮助学校了解当前的数字成熟度水平，充分识别差距，进而帮助学校制定提高数字教育能力的相关计划。二是通过数字成熟度评估学校利用数字技术的能力。例如，通过数字成熟度规划器，学校可以审查数据，增强评估的准确性，更好地帮助学校领导团队驾驭数字化转型之旅。三是缩小差距，积极投资数字未来。数字成熟度规划器的关键属性之一是可以从评估中吸取经验教训，为其他学校评估和规划平台的开发提供可靠信息。澳大利亚基础教育数字化的重点是通过缩小城市与农村网络访问的差距，确保农村地区和偏远学校达到与大都市学校等效的数字水平。通过帮助这些学校识别和提供技术与资源，支持其持续改进。2023年底之前，1000多所学校将获得超过3.65亿美元的数字重启基金投资^[8]。这些投资可以为农村学校提供强大、可靠的互联网基础设施支持，特别是偏远学校，可确保所有学生无论身在何处，都能获得优质网络连接提供的学习机会，并为教师提供更科学便捷的课程规划、教学协作、线上互动和专业发展。

　　新南威尔士州还通过一系列举措支持家长参与管理孩子数字学习旅程，如通过数字技术便捷家长与学校的互动形式。目前新南威尔士州正在推出的举措之一是线上“家长应用程序”，允许家长在这个应用程序中跟踪来自多所学校的新闻和事件。家长应用程序的上线让家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了解孩子在学校的信息。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将学校活动添加到个人日历中，通过该程序与学校实时联系，甚至从多所学校获得有关学校活动的新闻和信息。家长应用程序还与学校网站互联互通，学校可以通过网站更新家长应用程序的新闻和活动内容，家长也可以及时查看与反馈孩子的信息。此外，政府致力于为家长提供数字解决方案，计划在今年及以后为该应用程序添加更多功能，让家长轻松参与孩子的学校生活^[9]。

　　(二)以在线学习方式提升学生学习体验

　　创建基于以学生为中心的数字学习方式，其数字技术的核心作用是增强学生的学习体验，(见表1)。这种助学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扩大学习空间和学习主体。数字技术助学的主要表现之一是使学习从传统固定课室发展到网络虚拟空间，从单一学习主体发展到多主体协同。数字技术为澳大利亚师生共享交流提供便捷服务，一方面，利用数字技术增强偏远地区学校与城市学校的联系，让学生随时随地能够通过数字技术与教师和同学形成学习联结，实现信息共享和实时互动。另一方面，数字技术改善了偏远地区学习空间的不良状态，为学习主体提供优质学习资源和学习伙伴。数字技术的普及使用意味着不同地区的师生可以通过数字技术获得学习空间上的联结和实现学习主体间的合作。

　　二是推动学习模式不断演化与更新。澳大利亚通过使用新兴数字技术增强每一种面向未来的学习模式，使学生和教师可以使用不同方式、空间、技术进行学习交流互动，增强学习主体的能动性，使“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理念逐渐得以贯彻实现。

　　三是变革传统学习方式。不论是合作学习还是自主学习，线下学习还是线上学习，学习方式的变革都是为了增强学生的学习体验，提升学习效果。数字技术带来传统学习方式的变革，如学生可以通过数字技术记录其所思、所想，并与同学、教师以及校外师生进行交流。此外，学习者可以利用多种优质数字教学资源，实现“时时可学，处处可学”。同时，数字技术可以减少因距离、教育资源差异带来的挑战与不公，革新传统教与学方式，更好地促进知识共享与教育公平。

表1　澳大利亚“以学生为中心”的数字学习模式

　　(注：根据新南威尔士州教育局官官网资料整理)

　　(三)以数字技术拓展教师教学平台

　　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提升教师数字教学技能。一是提供数字资源并做好资源使用培训。澳大利亚为教师提供“按需专业学习”“K-6学习指导包”等线上资源，使教师可以利用互联网轻松导航到符合需求的专业学习选项，快速提升个人专业能力。同时，教师通过不断提升对数字工具和资源的访问能力，使课程规划和线上教学变得更容易，从而获得良好教学体验。此外，优质的网络连接性和学习空间升级增强了远程学习和教学的可行性，促使教师能够与全州乃至全国的教师开展合作，推动教师人才队伍建设。二是搭建数字平台，促进教师教学数字化转型。一系列的在线课程，需要教师调整他们的教学法以适应不同的数字平台。例如，在Microsoft Teams、Google Meet、ZOOM上探索在线教学，一方面要使用这些数字课堂资源将在线学习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另一方面要在学校临时关闭时能够进行在线教学。通过将教师带入教学数字化转型之旅，可以让他们适应不同的教学旅程，展示出色的在线课堂教学效果。三是转变思维，要为数字未来而教。数字技术和全球变化已经在改变人们与世界互动的方式，作为教育工作者，教师需要为“数字公民”的培养做好以下准备：其一，教导学生学会识别网上大量信息和数据的真伪，对网上信息进行主动甄别;其二，预防因网络安全带来的挑战，引导学生学会在虚拟网络空间要保护好自己;其三，面对不确定的数字未来提前做好准备，通过培养学生坚韧、积极的品质和领导力等，助力他们在未来世界取得成功。

　　(四)以数字平台创新学生评估方式

　　构建数字评估平台，创新学生评估方式。为了改善学校教育质量，澳大利亚打造了针对基础教育监测与评估的“全国读写和计算能力评价项目”(National Assessment Program Literacy and Numeracy，NAPLAN)，在全国范围内对中小学教育进行监测和综合评估，并从2012年起开始转为线上进行。

　　一是在线测试创造了纸质测试无法实现的新机会。NAPLAN线上评估是一项针对3年级、5年级、7年级和9年级学生进行的年度评估，包括阅读、写作、语言和算术四个方面^[10]。一方面，NAPLAN可以提供精确的结果和更快的信息周转，一旦所有学校在线完成评估，学生成绩将在几周内反馈给相关主体;另一方面，该在线评估可以为学生提供更适合其能力的问题，进行更详细的个人评估，澳大利亚大多数学生认为在线评估更吸引人。

　　二是NAPLAN在线评估数据是国家制定相关教育政策的重要依据。一方面，通过评估数据，让家长、教师、学校、教育当局和政府可以判断澳大利亚的基础教育是否有利于学生发展识字和算术技能，这些数据在政策制定和学校教育改革中富有重要参考价值。另一方面，在线评估将减少向学校和教师提供反馈的时间，结果的准确性和反馈的及时性有利于学校教学质量的改善，促进中小学教育整体水平的提升。澳大利亚教育部要求，从2023年第一学期开始，所有参加NAPLAN的学校都要参加培训^[11]。

　　三是NAPLAN的评估结果成为教师改进教学的可靠依据。评估结果可以让教师与家长了解学生在不同学段识字和算术方面的进步情况，一方面可以让家长结合NAPLAN报告以及其他学校评估报告，与教师讨论孩子的优势和需要改进的领域;另一方面使教师对学生识字水平和算术水平作出专业判断，改进教学方式，提升教学效果。

　　三、澳大利亚基础教育数字化变革的实践特色

　　澳大利亚通过《学校数字战略》等数字化改革项目的具体实施，极大地改善了学校的数字化教学条件，拓展与丰富了教育空间和教育内容，提高了教学质量，培养了学生在数字化大环境下学习生活的能力与素养，形成了澳大利亚基础教育数字化改革的实践特色。

　　(一)找准教育差距，以减少教育劣势促进教育公平

　　澳大利亚各州、各地区因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而带来数字鸿沟问题，引发了新的教育不公平。为此，澳大利亚政府在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中更加注意兼顾公平。一是主动减少教育劣势，促进教育公平。如澳大利亚2019年发布《艾利斯·斯普林斯教育宣言》，明确提出如何解决教育差距，促进教育结果公平，以及如何减少教育劣势，在公平条件下保证每一个儿童都能实现卓越^[12]。二是缩小学生在学业成就方面的差距。为此，澳大利亚2020 年颁布《缩小差距协议》(National Agreement on Closing the Gap)^[13]。地区间的差异可以通过完善硬件解决，学生自身的差距则需要通过数字技术提升“软”实力，如利用数字技术加强自身学习能力、拓展优质学习资源、改变个体的学习方式等。三是给予农村弱势学校更多支持。澳大利亚在《2018—2038年国家基础设施战略》(State Infrastructure Strategy 2018-2038)中提出，通过对各州内教育系统的数字基础设施进行支持和投资，使各州拥有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和强大的数字化管理平台。

　　(二)缩小数字鸿沟，以教育数字化普及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教育走向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国际共识。澳大利亚实施基础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推动基础教育发展目前已经成为当下该国基础教育改革的重要议题。

　　首先，改善农村学校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缩小数字鸿沟。一是实施“农村接入差距计划”(Rural Access Gap Program)，澳大利亚缩小数字鸿沟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数字基础设施的差距，“农村接入差距计划”的实施为学生提供强大、可靠的互联网连接，确保所有学生都能获得优质连接提供的机会，更好地弥合数字鸿沟，为城乡数字化教育转型提供公平的起跑线。二是打造优质教育资源网络学习空间，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开放共享。澳大利亚政府正式启动“学习潜能资源网站”(Learning Potential Resources)，旨在帮助家长支持孩子的学习，网站提供了从婴幼期到高中不同学段、不同学科的学习资源，家长可以登录该网站并按照学龄段和不同学科工具包搜索想要的学习资源，通过该平台为基础教育提质增效提供契机。三是完善家长参与平台，构建协同育人新机制。例如，澳大利亚“我的学校”(My School)，为家长参与、家校合作提供协同育人的数字化平台，提升家校协同育人实效。

　　其次，促进基础教育数字化普及，推动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到2022年止，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已有 977 所农村学校完成了数字基础设施升级，633所学校的网络运行速度达到预期^[14]。这一计划的实施解决了城乡教育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差距，有利于基础教育数字化普及。在实践价值层面则有利于促进教育公平，维护每一个孩子的受教育权，推动城乡教育数字化均衡发展，促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建设。

　　最后，筑牢数字安全屏障，创建包容友好的数字教育生态。数字时代潜藏发展机遇也蕴含巨大风险。在网络数字空间建设过程中，随时面临数字安全带来的复杂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要共同应对挑战。网络安全卓越学术中心(ACCSE)计划是澳大利亚2.3亿美元网络安全战略的一部分^[15]。该计划强调通过完善网络数字空间治理，创建更具包容性的数字生态系统和教育发展新格局，用事关未来的计划办好最能代表未来的基础教育，让教育助力每个学生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三)凝聚多元主体，以协同参与保证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为了提高基础教育质量，促进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澳大利亚政府全力构建多方利益相关者相互协作的基础教育改革模式。但利益相关者之间往往在目标和过程中存在诸多差异和矛盾。

　　首先，明确政策制定主体，考虑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实际需求。政府是基础教育数字化变革的规划者和指引者。如澳大利亚政府发布《澳大利亚2030：通过创新实现繁荣》(Australia 2030:Prosperity through Innovation)，具体包括教育、工业、政府、研究与开发、文化与志向五个领域的战略政策，教育居于首位，要使学生具备21世纪核心素养中的数字素养技能^[16]。该政策的制定是多方利益权衡的结果，考虑了多方利益相关者实际需求，为国家教育改革发展做出规划和指引。

　　其次，明确多方利益相关者承担的职责。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机构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同样在各项教育政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澳大利亚各类教育组织除了担任教育政策的评估主体外，也会和政府一起作为政策制定主体，参与相关教育法案和研究报告的修订与编撰，并为政策的制定和颁布给予相应建议^[17]。为此，需要明确多方利益相关者承担的职责，清晰把握政策制定主体、政策执行对象以及政策评估主体等多方利益相关者的不同角色，明确相应职责。

　　最后，调动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教育共治。在教育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家长、教师、社会都有参与学生教育活动的可能。一是通过充分调动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使利益相关者感受到教育改革带来的益处，积极参与共治;二是重视向利益相关者传达国家战略行动计划和取得的工作成果，提升参与主体的认知和参与水平;三是保持与其他政府机构、国际教育组织、监管机构、企业社区等的密切合作关系，努力构建存在多方利益冲突可能的相互协作，为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营造良好环境。

　　随着新一轮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发展，促进数字技术与传统教育融合发展成为基础教育变革新趋势，澳大利亚政府秉承“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愿景，全力推动基础教育的公平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然而，综观近年来澳大利亚的基础教育改革，受到疫情、国际政治经济矛盾等因素的影响，改革目标并未全部实现。此外，从澳大利亚政府对基础教育数字化变革的投入与产出来看，并不存在立竿见影的效果。一方面是由于教育回报往往存在着滞后性和延时性，另一方面也因为教育的回报通常难以准确地从经济维度进行衡量。为此，对于澳大利亚基础教育数字化变革的具体成效与变革新动向，仍需持续关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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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刘洋溪,钱梦婷,吴南中.美国教育信息化何以促进基础教育公平：政策、实践与启示[J].比较教育学报, 2022,(05):66-83.

　　[4]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Recurrent funding for schools[EB/OL]. (2023-03-15)[2023-03-28]. https://www.education.gov.au/recurrent-funding-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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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The Alice Springs (Mparntwe) Education Declaration[EB/OL].(2019)[2023-03-05]. https://www.education. gov.au/alice-springs -mparntwe-education -decl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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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NSW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Rural access gap[EB/OL]. (2019)[2023-03-03]. https://education.nsw.gov.au/about-us/strategies-and-reports/schools-digital-strategy/rural-access-gap.

　　[15]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cademic Centres of Cyber Security Excellence(ACCSE)[EB/OL].(2016-04-21)[2023-03-05]. https://www.education.gov.au/academic-centres-cyber-security-excellence-accse.

　　[16]Australia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Industry, Science and Resources. Australia 2030: prosperity through innovation [EB/OL].(2017-11-01)[2023-03-08]. https://www.industry.gov.au/publications/australia-2030-prosperity-through-innovation.

　　[17]马健生,刘红霞,刘云华.澳大利亚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新动向：举措、特点和问题[J].比较教育学报, 2022, (05):33-46.

Learner-centeredness: Practical Feature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Australian Basic Education

ZHOU Min MA Zaoming

(School of Educatio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Abstract: The core purpose of applying digital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is to improve the learning experience of students. The value of “learner-centeredness” is embedded in the actions of the Australian Digital Strategy for Schools. This is evident in the use of the Digital Maturity Planner for the management for schools, online learning that enhances the student learning experience, digital technology that expands teaching platforms, and digital platforms that innovate student assessment. Currently, more and more basic education schools in Australia are responding to the initiative of school digital strategy transformation, and in recent years, the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has formed the prac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narrowing educational divide and thus promoting educational equality. They also have been working to bridge digital gap so as to leverage the role of educational digitalization in fostering the equilibrium in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and create synergy between different players in the sector to ensure quality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s a result, the practical features of Australia’s educational digitalization are formed.

　　Keywords: Education digitalization; Learner center; Australia; Basic education; Digital strategy

　　(责任编辑 郭向和　校对 姚力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