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顿大学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

　　在具体分析三阶段特征之前，有必要说明普林斯顿大学校级参与制定和发布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部门可分为综合与专职两种类型。综合性部门是总管全局且关注可持续发展的职能部门，包括普林斯顿大学大学指导委员会、大学校园规划指导委员会、校园规划工作组。此类部门在该校可持续发展中的职责，不仅包括校园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建设规划，也包括兼顾校园整体规划与基础设施总体规划，从而将校园运行、景观设计、可持续发展与基础设施建设统筹整合，而非单独设定可持续发展目标后再与其他部门协调。专职性部门是专门负责可持续发展的职能部门，包括普林斯顿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普林斯顿可持续发展办公室、大学全体教职员领导下的二氧化碳工作组。两种类型中的多部门协同参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制定、实施和评估。不同阶段的战略文本虽由不同职能部门发布，但是战略文本在目标和任务设置上具有较好的连贯性，后期文件主要是对以往计划的接续补充与修订，后续文件重申了前期文件设定的价值导向与行动路线，具有良好的承前启后性。

　　二、普林斯顿大学可持续发展战略建设历程

　　(一)第一阶段：2002—2007年

　　普林斯顿大学开启可持续性大学建设历程的一项重要里程碑是蒂尔格曼(Tilghman)校长在2002年设立普林斯顿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目标是推动普林斯顿大学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大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公共服务的各项职能之中^[3]。该委员会在2006年发布《2016校园计划》，由此普林斯顿大学明确了可持续性校园建设支撑大学整体发展的战略图景，规划了发展路径和专项任务，并设立了专项基金。普林斯顿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后来发展成为普林斯顿可持续发展办公室(2006年)，并牵头成立一个学术与行政领导级别的可持续发展指导委员会(SustainabilitySteeringCouncil，2012年)。这些专职机构兼具资源配置与价值引导功能，推动将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落实为战略性的决策和制度化、系统化的组织日常运行。《2016校园计划》是普林斯顿大学在2005—2006年制定的当时该校历史上“最为全面”的校园规划，以在支持校园显著扩展的同时保留校园历史风貌和步行为主的园区风格^[4]。此外，该校在2006年建立普林斯顿可持续发展办公室，并聘用了该校首位可持续发展经理。

　　《2016校园计划》提出，要将可持续性原则融入大学的物理环境(校园空间、建筑环境)与文化环境(校园社会、教育和学术研究)，承诺以对环境负责的方式建设更为绿色的校园，使校园成为一个环境实验室(environmentallaboratory)与充满活力的工作实验室(dynamicworkinglaboratory)。普林斯顿大学校园初建于1753—1756年，具有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古典大学所特有的清幽静谧风格。与其他古典大学类似，普林斯顿大学努力通过实体校园建设构建大学组织身份中的精神力量和校园生活质量。因此，该校对校园的扩张性建设尤其谨慎，既要保持建筑环境的历史风格和自然环境及其所蕴含的大学精神价值，又要与时俱进，用一流的规划设计与基础设施保障校园服务质量，支撑大学前沿创新的教育与学术。

　　整体而言，在2002—2007年的第一阶段，围绕在2006年发布未来10年校园计划，普林斯顿大学在可持续行动的核心领域与战略目标方面形成了聚焦校园环境问题的明确共识。从组织保障到资金保障，从“环境实验室”到“可持续实验室”，从专门性努力到初识合作效益，大学可持续发展建设的内涵与意义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获得充实与拓展，为后续制定大学整体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第二阶段：2008—2016年

　　第二阶段的校园建设开启该校可持续型大学模式的系统建设，代表性文件是一份里程碑式文件及其两项支撑性文件。普林斯顿可持续发展办公室在2008年发布该校第一份《普林斯顿可持续发展计划》。该计划是该校第一次将可持续性原则整体性地纳入大学的学者群体、运行和规划之中。该计划启动实施了为期10年的基础数据系统收集与汇报工作，用以积累支持学校分析和决策的实证数据。此外，普林斯顿大学还设立了可持续发展基金，支持师生开启合作探究本校可持续发展的“校园实验室”研究与发展项目。

　　该校分别在2014年和2015年发布《普林斯顿可持续发展原则》与《温室气体减排决策标准》，是用以支撑保障2008年计划的持续实施的支撑性文件，并为2008年计划的总结评估以及2016年新计划的制定提供准备。2014年，普林斯顿大学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发布《普林斯顿可持续发展原则》，成立可持续发展领导小组以为战略制定提供支持。该文件为普林斯顿大学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校园建设工作明确了八条指导原则，内容涵盖教育教学、学术科研、社区行动、校园规划等多重主题，并在第八条原则中，重申将校园建设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活生生的实验室”，从而成为可持续发展实践的示范基地。2015年，大学全体教职员领导下的二氧化碳工作组确认了2014年发布的可持续发展原则，制定了支持气候行动的八条校园温室气体减排决策标准，并重申和细化了学校在2006年和2008年提出的校园节能减排目标与路径。其中，第四条标准提出普林斯顿大学将在2046年实现碳中和，即在之前目标设定(2020年降低至1990年水平)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战略目标(2046年实现校园零排放)。第五条标准重申了普林斯顿大学需要在不购买任何形式补偿的情况下减少校园温室气体排放，以回应第一阶段2008年《普林斯顿可持续发展计划》提出的减排承诺。而选择2046年作为关键时点的原因，一方面是学校认为在21世纪中叶实现碳排放目标将有助于避免气候问题导致的灾难性局面^[5]，另一方面是2046年是普林斯顿大学300周年校庆^[6]。

　　上述原则和标准推动了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的有效落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长远规划与阶段性的校园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和日常性的校园运行管理有机结合。普林斯顿大学将这些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原则和标准都纳入《2026年校园计划》，构成可持续发展框架的主要内容。整体而言，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的经验基础上强调了制度原则与评估标准，承前启后地保证了决策过程的连续性，构成该阶段普林斯顿大学可持续发展战略渐进调整的制度基础。

　　(三)第三阶段：2017年至今

　　普林斯顿大学在2017年发布了未来10年校园建设计划——《2026校园计划》，由此启动了第二个10年的可持续型大学系统建设。这是一个战略整合期，划分依据是一份里程碑式战略规划文件和截至目前年度更新的四份支撑性行动计划文件。《2026校园计划》创新地提出，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代替“计划”来指导未来。这种框架不是具体的计划，而是有关“计划的计划”，即一套稳定的原则与明确的标准，用以指导有关大学发展与校园建设的计划制定，涉及学校将在未来10～30年中不断涌现的新计划、新方案与新项目。该框架的突出特征是整合，即将校园空间规划、基础设施建设与有关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相结合。例如，这类目标主要是节能环保型目标，包括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提升土地、建筑空间和水资源、使用更多可持续模式的交通工具、基础设施韧性、增强校园的可持续文化等。《2026校园计划》在规划的校园规模以及规划内容的综合性方面都超过2006年发布的《2016校园计划》，反映了该校在校园空间扩展方面的快速发展。

　　10年间发布的两项校园计划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承续与变化。第一，《2016校园计划》将可持续发展相关目标和内容作为校园总体规划中的组成部分之一，而《2026校园计划》则以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和目标贯穿和统筹大学和校园的全部发展规划。第二，《2016校园计划》强调大学在生态环境与人文环境的互动中获得发展，《2026校园计划》则整体强调大学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应遵循经济、社会和环境三重底线(triplebottomline)^[7]。第三，《2016校园计划》主要关注校园维度的内部运行管理，《2026校园计划》则强调大学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大学各个部门、各个学科、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加强关联与合作，尤其是校外合作，由此体现了大学从可持续型校园建设升级为可持续型大学建设，战略发展的目标和机制从局部与专门走向整体与综合，可持续性原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断提升，可持续发展的任务范围和参与力量不断扩大，可持续发展战略成为事关大学办学根本使命和宗旨的最高级别的全局战略。第四，《2016校园计划》尚未讨论资金保障问题。后续计划则显著提升了有关资源动员、配置与整合的计划，特别是扩大资金规模的计划。

　　10年间两项校园计划形成的重要差别在于“校园”规划与“大学”规划在性质和机制上的差别。引发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是普林斯顿大学在2008年由普林斯顿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与校园合作伙伴共同发布的《普林斯顿可持续发展计划》。这是普林斯顿大学首份可持续发展计划，标志着普林斯顿大学首次在学术、运行和规划方面全方位整合可持续发展。该计划沿承《2016校园计划》的三项重点领域与目标设置，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更为明确和具体的阐述和规划。该计划主张大学应通过校内活动，而非通过校外缓解项目(如排放抵消)来实现2020年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该计划特别提出，教育教学与科学研究在实现大学可持续发展时发挥“决定性”力量，由此计划大力实施跨学科与跨领域的教育和研究，以校内外协同的方式培养具有全球公民责任意识的可持续发展领导者，并为大学社区所有成员提供可持续发展行动框架，从而促进普林斯顿大学在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努力中发挥引领作用，支持每一个人实现可持续的未来。为推动全体师生参与校园可持续行动，普林斯顿大学成立了高梅多斯基金会可持续基金(HighMeadowsFoundationSustainabilityFund)，耗资17.5亿美元/年，首要任务是为教学和研究筹集资金以解决紧迫的环境问题，并明确将本校校园定义为可持续发展实践的“活生生的实验室”(Campusasalivinglabforsustainability)。这种界定指向了普林斯顿大学在后续战略规划与行动中逐渐明确的可持续发展定位，即可持续型大学既要立足本地、依托校园，又需创造大学服务全球、全民、全社会的“超环境性”发展，由此将大学对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责任、资源逐步由大学组织内部转向外部世界，主动建设责任共担、资源共享的校内外互动合作网络。

　　2016年，普林斯顿大学加入常青藤+可持续发展联盟(Ivy+SustainabilityConsortium)尝试构建校外伙伴关系，旨在加强运行协调与学术合作，为推动大学可持续发展建设合作网络奠定基础。同年，《2026校园计划》发布，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大学战略性规划框架内的重点关注，强调通过不同规划文件间的整合形式促进可持续发展，并努力在校园社区营造一种有利于可持续思想传播与可持续行动落实的文化氛围，更加关注大学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特质与精神内核，普林斯顿大学可持续行动战略的制定与实施逐渐从注重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改革趋近。

　　2017年，普林斯顿大学校园规划指导委员会与普林斯顿大学校园规划工作组联合发布了《普林斯顿大学校园行动计划：2026及远景发展框架》(以下简称2017年战略文件)。该战略文件全面整合了《2016校园计划》(2006年)与《普林斯顿可持续发展计划》(2008年)的目标，在传承基础上做出了三方面的显著创新。第一，第一阶段战略文件由于过早确定校园规划中的项目用地，导致后续更高优先级土地使用受到妨碍，2017年战略文件受启发于此，并未设立相应的选址库存，而仅是制定一个指导性的战略框架，具备充足的弹性。第二，2017年战略文件中将校园运行管理、校内基础设施总体规划与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整合，彻底融入普林斯顿大学的教育使命与办学理念，这意味着校园总体规划目标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相一致，省去单独发布可持续发展战略后再与其他非可持续发展计划的协调成本。第三，2017年战略文件的发布，标志着普林斯顿大学的可持续发展建设从线性内部系统向关联式内外部系统的根本转变，既承认所有校园系统的关联性质，更承诺向校园之外的经济与社会输送普林斯顿大学可持续发展实践经验，结合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两种方式实现高等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整体而言，作为一项可持续型大学建设规划，《2026校园计划》具有显著的全面、协作与整合性特征。

　　2018年，普林斯顿大学成立校园新生活工作组(Newlifeoncampusworkinggroup)，致力于将可持续发展理念彻底融入全校师生的日常生活当中，推动塑造可持续发展校园文化。同年，发布《普林斯顿大学校园行动计划：2026及远景发展框架(更新版)》，为2017年战略文件提供更为明确的项目选址，助推各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地实施。

　　值得关注的是，普林斯顿可持续发展办公室在2019年发布《普林斯顿大学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面向2026及未来》(以下简称2019年计划)，由此将大学可持续发展战略从校园总体规划中独立出来。该文件提出，全球对可持续解决方案的研究与应用不断加速，大学和社会对于高等教育系统与社会其他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理解不断深化，因此大学需要加快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强和扩大大学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影响。2019年计划尤其强调要培养具有可持续发展精神与全人类责任意识的世界公民，并以自身校园作为示范基地，通过教学与研究开发、创新应对可持续挑战的解决方案，利用共享网络向全世界输送实践经验。此外，普林斯顿大学在2019年计划之后每年持续发布该计划的更新版。可能受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冲击，目前该校官网尚未公开发布新的战略规划文件。

　　整体而言，在2016年以来第三阶段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中，普林斯顿大学完备地保留了前两阶段的战略目标，在继承基础上推陈出新，保障决策过程中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并在此期间不断总结试错经验与不足之处，从而依据反馈做出渐变调整，稳中求变，变中求进。相较于前两阶段，第三阶段深刻认识到实现预期目标不能仅仅依靠单个系统的改进，而是需要联动校内外各部门与各系统的协作沟通，共同寻求跨领域与跨学科的解决方案，利用信息共享网络与可持续能力协同建设系统，共同提升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努力的系统性和连贯性。

　　三、理论探讨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尝试用渐进主义(Incrementalism)视角解析普林斯顿大学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发展特征。渐进主义以贴近实践的有限理性为前提，主张政策制定的实际过程并非一个完全理性的过程，而是随机应变、对以往政策行为不断补充修正的、逐步适应环境与调整目标和行动的渐进发展过程。政策制定需要根据以往经验在现有的政策基础上实现改良调整，而很难实现一种彻底的，甚至突发的变革。渐进主义代表人物、美国政治经济学家查尔斯·林德布洛姆(CharlesLindblom)曾提出渐进主义三原则^[8]。原则一是按部就班，沿承以往并创新当前的一种渐进过程，以保障决策过程的连续性。决策者必须保留对以往政策的承诺，并将其设定为按部就班与修修补补的渐进主义者与问题解决者，结合已有经验对现行政策进行局部的修订，以渐进形式从边缘改进趋向整体目标。原则二是稳中求变，为应对外部环境带来的不确定性，政策的决策过程应以保持稳定为重要前提，通过一系列微调举措实现政策执行目标，稳中求进，积小成多，逐步到位。原则三是渐变调试，方案目标与环境互动过程中的试错总结，应重视反馈调节与相互调试，在试探和摸索中不断前进，并在渐变过程中对现行政策进行补充或调整，以量变促成质变。

　　值得关注的是，渐进主义为“可持续性”的实现机制提供了一种阐释。“渐进”说明了一种时间观念，正因不是急于求变而体现“可持续”之义，说明延续不断的生机与活力主要源自目标方向的确定与方式方法的微调，因而产生稳定性、可靠性与韧性，同时也具有一定限度的灵活应变性。渐进主义模式兼具描述性与规范性两种功能，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较广的适用性。在很大程度上，渐进主义模式与循序渐进、路径依赖、调试、摸索、迭代、适应等具有演进机制关联，而与突破、破坏、颠覆、逆向、断裂、应激等具有革新机制相反。这种模式因其随机应变、因地制宜的现实性和稳妥性而受到认可，也因其保守性和被动性而受到质疑。

　　本研究基于渐进主义模型分析框架，以普林斯顿大学可持续发展战略建设为研究对象，对普林斯顿大学2002年至今不同部门发布的相关战略性文件进行了内容分析。本研究的四项主要发现如下。

　　第一，从组织结构与功能视角考察，普林斯顿大学通过两类职能部门协作推动了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制定、实施与评估。第一类职能部门属于宏观调控型，具有统筹全局部门的权力。第二类职能部门属于中观指导与微观自主型，两者关注视角与立足基础存在差异，不同部门权责分明又相互协作，陆续出台战略性文件推动普林斯顿大学可持续发展建设转型。这种决策和实施模式体现了大学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即有关可持续发展的决策制定是不同利益群体相互制约甚至相互控制的过程，从而实现共商共建、共治共享。本研究通过文本内容分析识别出不同历史时期发布的战略性文件之间具有良好的连贯性，后期文件通常以前期文件作为基础，基本保留原有战略的基本内涵，并不断修缮、调整与新增相关战略内容，在渐变过程中保持共识又支持创新。

　　第二，从战略目标与内容设置视角考察，普林斯顿大学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核心主题与战略目标符合渐进决策按部就班原则，保证决策过程的连续性。第一阶段明确提出了普林斯顿大学可持续发展建设的核心领域与子领域，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基本沿承了这些领域的承诺，尤其是碳排放的两个关键时间节点与减排目标，成为至今坚持兑现的承诺。不同部门后续发布的战略文件，基本上均为按部就班地深化战略内容，适度调整文本增量，最终形成普林斯顿大学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框架，确保决策过程中的连续性与可操作性。

　　第三，从战略实施过程视角考察，普林斯顿大学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量化管理体现了渐进决策稳中求变原则，逐步实现战略目标。大学贡献可持续发展作为新课题与新变革趋势渗入普林斯顿大学校园建设变革当中，应以保证正常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基本稳定为前提，不断将可持续发展理念与校园运行管理相结合。战略文本中的温室气体逐年减排目标、校园用水量逐年减少目标、可回收材料实现循环比例逐年提升目标等，均体现着稳中求变的原则。量化管理不仅易于评估可持续发展实践成果，同时推动了量变向质变的转换，最终实现战略的目标。

　　第四，从战略制定和实施的资源视角考察，普林斯顿大学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合作网络与无形资产支撑，反映了渐进主义模式渐变调试原则，为实现战略的可持续性提供保障。普林斯顿大学可持续发展战略，不是不变，而是渐变。普林斯顿大学可持续发展建设从专门性到整合性、从校园内部到超校园边界、从组织保障到组织和资金并举，在试探与摸索中对现行战略进行补充或修缮。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的战略性文件，均以第一阶段的总体要求作为基础进行扩充，切合了不同阶段的时代背景与人类社会对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认知水平。

　　在过去20年中，在普林斯顿大学可持续型大学建设三阶段历程及其9份战略规划文件中，大学可持续发展理念和模式获得了持续发展。规划目标从校园走向学校整体建设，从专职专岗的精专模式走向多元部门合作共建共管的综合模式，从原则与行动计划走向以框架设定的目标和标准来指导如何制定具体的计划。贯穿这一过程则是普林斯顿大学校园规模的快速拓展，于是大学的可持续性不仅体现为在时间延续目标上传承历史文化与奠定未来发展的基础，也越发体现为空间拓展与通达目标上连结、统筹、协同和融合新老不同校区、不同建筑、不同学科、不同群体的师生和不同社区的成员。

　　对于三个发展阶段，尽管各阶段相对聚焦规划了有限时段和校园空间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方案^[9]，大学有效实现了兼顾传承与创新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展现了大学如何在组织快速扩展、校园物理空间快速扩张中，稳健地保持校园的历史风貌与大学的文化精神。不仅如此，普林斯顿大学案例也体现出，大学组织发展与校园发展相辅相成且关联稳定，由此体现了可持续发展不仅具有延续的时间特征，也有空间环境紧密关联的实体性、实质性、实在性特征，而“渐进”模式正是落实、充实、坚实发展之“实”的一种重要路径。尽管可持续发展常常需要“变革”，但是很多情况下，大学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在循序渐进中从容不迫，在勇往直前中坚守初衷。剑桥大学原校长阿什比是高等教育生态学理论的代表性人物。正如阿什比所言：“凡有大学办学经验的人都知道，大学的进化很像有机体的进化，是通过继续不断的小改革来完成的。大规模的突变往往会导致毁灭。大学的变革必须以固有的传统为基础”^[10]。

　　综上所述，本研究系统分析了普林斯顿大学依托校园快速拓展建设可持续型大学^[11]的发展方略。这些校园计划和学校旨在稳定传承了普林斯顿近三百年形成的独特大学文化，同时持续推动普林斯顿大学的组织和校园在20多年中相依相成地实现可持续化转型，由此将大学的长远规划与当前的创新行动有机结合，共同支撑大学履行追求卓越、服务社会的使命。为支持我国高校更好地参与和贡献从本地到全球的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本研究在反思普林斯顿案例和汇总前期多案例比较研究成果^[12]的基础上提出四项政策建议。

　　第一，大学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双重目标。一是增强大学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从而更好地实现追求教育与学术卓越的大学使命，二是大学参与和贡献生态包括应对气候变化以及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可持续发展，从而促进人民福祉、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可持续发展”理念与“高质量发展”理念具有诸多共通之处。我国高校需要通过主动的研究，促进这些理念在国内外的理解、传播与实践。第二，一种有效的可持续型大学建设路径是循序渐进、由专门到全面。在校园快速拓展建设的背景下，大学可以优先将可持续性原则纳入系统全面的校园规划，以可持续型校园建设带动可持续型组织建设，逐步建立有关可持续性的治理与管理体系，形成具有一定规模和稳定组织架构、资金保障、人力资源与信息基础，然后再制定实施综合性的大学可持续发展战略。第三，采用量化管理与质性评估相结合的方式对高校可持续发展建设进行科学评估。如何发挥量化指标与质性指标的协同效应以加强可持续性治理和管理，这不仅是当前世界各地的大学，也是各类组织和地区所亟需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第四，理解和实践可持续发展需要多种“跨界”合作，特别是在校园内外都促进多个学科领域和组织部门的凝心聚力、群策群力。高校需要加强建设人人参与校园建设的大学文化，引领建设为可持续发展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社会文化。同时，高校也需要积极参与和组织有关可持续发展的国际交流合作，在“环境外交”与“教育外交”的创新结合中主动发出中国声音。

　　注释：

　　①此处仅标出发布部门，但并不是指该战略文件仅与此部门相关。实质上，任何战略文件在某种程度上均为合作型文件，如2019年发布的《普林斯顿大学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面向2026及未来》则涉及可持续发展领导小组(SustainabilityLeadershipGroup)、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工作组(SustainabilityActionPlanWorkingGroups)、可持续发展倡导委员会(SustainabilityAdvocacyCommitte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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